美国记者约翰包威尔(下)

2020-07-3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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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四〉

回美后包威尔没有改变他对中国与美中关係的看法。1954年九月,参议院内政安全委员会首度传唤包威尔听证,调查一小撮围绕在中国评论周围搞阴谋的人,指控他们替红色中国宣传。这一小撮人除了包威尔,还包括费正清与数名驻派中国的知名外交官。包威尔对听证会採取完全不合作的态度,除了确认身分与承认他对所有中国评论上的言论负责外,他援引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─言论自由,与第五修正案─不自证犯罪,拒绝回答所有的问题,包括他有没有加入共产党。但他在记者会上回答记者他从来不是将来也不会是共产党员,但国家无权问他。

包威尔的态度惹怒了委员会,听证会主席印第安纳州参议员称他为美国叛徒,并宣布将听证资料移送法务部,要求检察总长以叛国罪起诉。包威尔的妻子SylviaPowell亦参与杂誌社的写稿,她与另一编辑舒曼(JulianSchuman)也被委员会传讯,两人与包威尔採一致的态度。1956年四月25日,旧金山大陪审团以煽动叛乱(sedition)罪名起诉包威尔夫妻与舒曼。此罪在台湾的戒严法下是家常便饭,但在美国对记者以此起诉可是天大的事。

起诉的重点在于中国评论不实指控美国在韩战中使用生化武器,让敌人利用宣传,明显伤害美国的利益,破坏军民的团结等。检方试着说服包威尔认罪,交换条件是轻判与赦免妻子与舒曼。包威尔拒绝,正面挑战20年徒刑的威胁。诉讼策略上,包威尔要证明其无辜有几个选择,他可以证明在中国的他,无法得到充分的资讯来判断他的报导会立即且明显伤害美国利益;或者证明他在中国评论里的陈诉是正确的。他选择后者,因为他必须忠于他的确信。

美国记者约翰包威尔(下)

这是个有原则的选择,但要证明军方最高机密,谈何容易?弔诡的是,这个策略是两面刃,立刻让检方自己也陷入窘境。一方面检方必须回应包威尔的要求,面对中国提供的证据,等于帮中国宣传美军确实有使用生化武器;一方面检方必须拿到军方与国防部的资料,以证明美国处理生化武器的实际进展与作业。前者碍于两国关係,毫无互信可言,中国提供的证据除了政治宣传,又有几分可信?而后者毫无疑问是国家最高机密,检方立刻碰钉子。

难题最后意外解决,1959年一月进入审判后不久,法官以审判过程出现瑕疵,以至包威尔无法获得公平审判为由,宣布终止审判。法官表示,他没注意到一个陪审员尚未进入隔离室,听到他认为定罪包威尔证据充分的看法,此疏失足以影响陪审员独立判断的心证,故必须终止审判。检方立刻另起炉灶,只是这次无法说服大陪审团起诉。但检方还是不放弃,要拖到麦卡锡时代结束,甘迺迪上台,1961年检察总长罗伯甘迺迪下令撤销所有控诉,全案才告终结。

〈五〉

包威尔虽然全身而退,但以叛国罪名缠讼多年,不管是外界的眼光或诉讼费用,对个人与家庭都是极大的压力。他们必须把小孩送离不友善的环境,他与妻子也都失去工作,只好在旧金山以买卖旧屋,修理后出售赚取差价维持生计,后来也开了间旧货店。这样的遭遇并没有让包威尔后悔,多年后受访表示,如果再来一次,面对同样的情况同样的证据,他还是会写出同样的报导,维持他的看法,但他承认在法律上他的书写可以更加小心,毕竟他没有进入韩战现场,直接调查证据。

审判包威尔的核心问题仍然存在,美军到底有没有在韩战中使用生化物器?至今仍然无解,既无法证实,也无法証伪。包威尔想从解密的档案中寻找蛛丝马迹,80年代初再度发文,证实美国政府为了取得日本731部队人体实验的结果,麦帅免除部队指挥官石井四郎的刑责。此发现引发国际注意,也导至国会举办听证会。然而,这还是无法证明美军在韩战使用生化武器,真相至今仍然是罗生门,但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,美军确实企图要隐藏一些事情。

包威尔的记者生涯随着他的回国画下了休止符,定居旧金山,2008年底过世。89岁的长寿,人生后面一大半有超过半世纪的时间,被迫离开他青年时充满热血一头栽进去的新闻工作。他主持中国评论的六年,刚好跨越国共的政权转移,见到了国民政府最腐败的最后三年,与共产中国乌托邦式的头三年。他的中国经验停留在1953年,未经大跃进,未经文革,未经天安门,未经帝国主义退出中国后,强大的中国对新闻、人权、多元等一切自由主义价值的反动。

毫无疑问,包威尔对中国是友善的,他对中国政策的建言是正确的,但华盛顿的政客不照着他的意见走,国民政府资助的中国游说团仍主导着美中政策,误导美国继续以牺牲台湾人民来支持蒋介石政权,继续边缘化中国直到美国惊觉已失去主动权,第二次出卖台湾人民。七十一年前,孱弱的老包威尔用最后一口气对密苏里大学校友演讲,正是警告华盛顿的政客不要不战而降,自限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。七十一年后,老包威尔的警告依然是真知灼见。

〈六〉

在包威尔不算长的十年记者生涯中,有过对台湾人十分重要却被忽略的一段,那就是接掌中国评论不久的年轻包威尔,对台湾做出一系列惊动世界的二二八事件报导。前述1947年三月八日发刊的中国评论,就在蒋介石对老包威尔的悼念电报之后,评论做出了台湾二二八事件的第一篇报导。这篇报导的标题是「在台湾的暴乱」,以下面一段话做为开始:

『一位造访斯巴达的访客,对斯巴达能以极少数的斯巴达人维持统治人口佔绝大多数的黑劳士(helots)奴隶感到不可思议,就请斯巴达主人说明是怎幺办到的。主人拔出猎刀走到麦田说,「很简单,就这样。」说毕砍下些麦头。

「但我还是不明白」客人说,「再看一遍」斯巴达人说,并且又砍下些麦头。但客人还是不解。斯巴达人于是进一步说明,「你应该注意到我没有去砍那一大堆麦头,一把刀能对他们怎样?但一旦有一个麦头高过他的同类,我就让它倒下。这就是我们如何维持这个国家。」』

在消息封锁,对台湾情况所知有限的情况下,年轻包威尔以此做为二二八第一篇报导的楔子,其记者对事件本质的掌握之精準,实不可思议,指出了二二八之后国民党接下来半世纪的统治原则。两个星期后,包威尔进入台湾,亲眼目睹中国军队血洗台湾的惨状,写出这一篇特别报导「台湾的血浴」[1],是第一篇出自西方记者,也是最详细的见证。

[1]AnExecutiveAccountofTaiwan’sBloodBathasDetailedbyEyewitnesses,byJohnW.Powell,inTheChinaWeeklyReview,Volume105,Number5,PP115-117.  March29,1947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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